以开放式改革应对资本跨境流动

以开放式改革应对资本跨境流动

最近国务院原则通过了《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，赋予其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先行先试的功能，这预示着资本项目可兑换即将可能在上海展开。　　最近中国外汇占款增速放缓，资金外流日益凸显，令市场担忧放开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将导致资本外流，尤其是在6月 “钱荒”下。不过，把资本项目可兑换权作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源，却有点过于舍本逐末。　　首先，经济增长前景变化是驱动巨额跨境资本快速进出的主因。今年以来，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，中国经济数据屡屡低于预期，经济基本面难以支撑人民币继续升值，从而削弱跨境资本的风险偏好，市场情绪变化引发的钟摆效应减少了跨境资本的流入。　　其次，全球汇率及利率政策的博弈对资金套利空间的影响，是跨境资本流变的另一原因。去年以来，正规融资渠道受阻使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大增，即国内地方政府和国企加杠杆和巨额负债面临偿本付息，使其愿意接受高融资成本，导致国内外利差明显扩大，从而增强了对跨境资本的吸引力。但国内债务人不断趋高的风险偏好，使境外投资者担心其风险敞口不断放大和风控缺乏等，加之美联储很可能率先退出量化宽松政策，境外投资者开始趋向信贷紧缩，不愿积极提供资金，并开始执行获利回吐的操作。　　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前信息技术进一步和传统产业融合，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，正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。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和资源调配机制，金融危机触发了美国广泛的经济结构调整，美国将率先从本轮经济危机的泥沼中突围，而抢占新一轮全球产业重构的高地，美元也将进入长期升值周期，从而很可能逆转21世纪以来全球跨境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格局。　　鉴于此，当前继续倚重资本项目管制，抑或要求放缓资本项目可兑换，不可能改变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趋势，无益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，国内利汇率市场化改革，难以矫正国内金融压抑和资源错配等；而且，2003年左右中国资金的外流，早已证明用“围城”式管控，不仅难以有效遏制资本外流，而且使国际收支跨境流动变得更加隐秘、无序，不利于监管。　　由此可见，当前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，随同放松国内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体系，是推动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和良序重塑的前提，即开放式改革将为金改注入市场逻辑，矫正目前国内市场资金价格扭曲，资源错配，使国内经济金融风险处于可管控范围之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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